周良寅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仔细斟酌了一番才陈述了自己的理由。
战争，只有双输，没有赢家，无论是胜者还是败者，其实都要为战争付出代价，因为战争对现实的影响，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破坏，破坏生产、破坏道路桥梁城池、破坏还算安宁的生活。
在安史之乱之前，大唐是‘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’，安史之乱爆发，生灵涂炭，大唐是‘纵有健妇把锄犁，禾生陇亩无东西’，是‘君不见，青海头，古来白骨无人收，新鬼烦冤旧鬼哭，天阴雨湿声啾啾’。
战争可能会有些好处，但相比较可怕的破坏力，不值一提。
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，善战者，服上刑。
“战争有正义与否的区分，但绝对没有仁义的区分。”周良寅再次诚恳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
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观点有点贱儒了，毕竟面前的皇帝陛下，可是登基到现在，从未一刻停止战争的君王，到现在，大明和东吁的直接军事冲突还在继续。
朱翊钧颇为认可的点了点头，吐了口浊气说道：“朕认可周爱卿的观点，恐惧是生命的本能，但勇气是人类的赞歌。”
“大明军兵是勇敢的，他们是父母的孩子，是孩子的父母，他们前赴后继，用钢铁般的坚强，战胜了敌人，为大明赢得了安宁。”
“朕也不喜欢战争，但有的时候，迫不得已。”
朱翊钧不断发动战争的理由是敌人挑衅在前，大明反击在后，其次就是对外转移矛盾，用对外战争的胜利，来不断塑造自己的威权，凝聚共识。
大明这条破船，在万历元年的时候，实在是过于破旧了。
周良寅想了想说道：“臣不赞同高攀龙鼓吹战争的观点，他有点逞口舌之利的名家，以蛊惑人心为主业。”
“因为在臣看来，战争这个行为，是权衡利弊后的决策。”
“一味的对外发动不义之战，最终的结果，也不过是在穷兵黩武的路上，越走越远，如胡元那般，失去雄主后，立刻衰亡；一味的忍让，又成了以地事秦，犹抱薪救火，薪不尽，火不灭，必要的时候，必须要使用武力解决问题。”
“战争是个极其复杂事儿，绝非高攀龙所说，弱小者就活该被灭亡，被瓜分。”
“老挝也很弱小，但老挝就非常恭顺，大明没必要武力征伐，倭国很强，有数十万战国争锋的武士，还有无数的将领，但倭患席卷东南，又席卷朝鲜，再强，它也必须死。”
周良寅反对高攀龙鼓吹战争的理由，是他觉得，发动战争不是以对方强弱为标准，而是是否威胁到大明的安全为标准。
战争的确没有赢家，但不战，一定会输，这就是战争博弈的困局。
大明有高道德，能做好自己，这些番邦小国，他们能做明白自己吗？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
东吁内部矛盾重重，莽应里继位后，挑衅大明，对大明发动突然袭击；
安南内部矛盾重重，四大家族不是思考如何解决内部矛盾，而是在反复试探大明的底线；
倭国战国打了一百五十多年，打的天下凋敝，打的没人耕种，打的生灵涂炭，倭国的肉食者们的解决办法是进攻朝鲜，图谋大明。
这些生死危机面前，大明不得不动用武力解决。
所以，是否要战争，绝非高攀龙所说的，以强弱去衡量是否发动战争。
这就是朝中大臣和民间意见篓子的区别，意见篓子可以随便说，随便谈，但朝中大臣们，他们的决策，决定了大明的兴衰荣辱，决定了数十万、数百万家庭的安宁，除了反复权衡之外，还要说服或战胜那些反对者。
所以，朝廷的决策，总是看起来有些僵化，明明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，朝廷才做出了决策。
组织系统越庞大，就会越僵化。
“那周爱卿以为，高攀龙这是不是在倍之？大明连年动武，他觉得只需要推一把，就可以让大明彻底陷入穷兵黩武？”朱翊钧看似平静，问了一个十分令人恐惧的问题。
周良寅感受到了一丝微不可查的杀气，若有若无，周良寅确信，这股杀气绝非他多想了，陛下不是对高攀龙动了杀心，是对一切胆敢倍之的人动了杀心。
周良寅仔细思索了一番，摇头说道：“陛下，臣倒是觉得，还远不到倍之的地步。”
“只不过是南衙和北衙读的书不同，他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，就像是很多儒生，总觉得米粮是从货架上长出来的一样，是一种缺少实践的表现，远谈不上倍之。”
倍之，是陛下在长期斗争的过程中，总结出来的斗争手段：反对一个政令的最好办法，不是严词反对，也不是阳奉阴违，而是加倍执行。
这个手段，皇帝曾经不止一次在邸报上明旨告诫群臣：倍之视为谋逆，诛九族。
皇帝说话算话，说满门就满门，说夷三族就夷三族，说诛九族就诛九族。
你跟皇帝玩脑筋，皇帝对你诛九族。
在这个皇帝诛九族合法的年代，皇帝不知道这种手段也就罢了，皇帝知道了，你还要跟皇帝这么玩，那皇帝诛你九族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会帮你说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