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崇古绝非杞人忧天，因为去年离世之前，王崇古就已经察觉到了问题，而且还专门上了三道奏疏。
朱翊钧继续说道：“似乎从万历十年起，好像没有人再提起清丈了，连浙江还田，也就是朕到了浙江，看遍了还田的结果，发下去了《翻身》，让百官借着万寿圣节贺表，谈谈看法。”
“但朝中也似乎很少有人提起清丈还田了。”
王崇古去年南巡回京后，就发现了，各级衙门越来越不注重田赋了。
浙江、福建、江左江右、湖广地方衙门，在上海松江府设了个买办衙门，专门买海外的舶来粮，连船都不卸，等到海漕扬帆的时候，就一起押送京师。
地方衙门更加看重驰道，看重水路疏浚，对田赋越来越不在意，当朝廷不在意田赋的时候，自然不再在意百姓。
权力不会出现任何的真空，村霸地痞无赖流氓，正在取代朝廷在乡野之间的统治地位。
长此以往下去，这穷民苦力，对朝廷真的还重要吗？
王崇古的担忧，用一句话总结就是：朝廷的统治基础从人口土地，正在转向商业资本。
这商品经济蜕变，城镇越来越重要，乡野越来越不重要，大明朝廷似乎不必再把手伸向乡野之间，也能维持有效且稳定的统治。
如果再把泰西那套竖切的法子拿来使用，设计一些穷民苦力互害的法子来，就会让统治更加稳定。
穷民苦力对维持朝廷当下运转（尤其是财政）的重要性，已经显著降低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，甚至可能在某些时候变成一种负担，朝廷有动力、也有能力，在相当程度上，忽视穷民苦力的具体困境。
在乡野，地痞流氓无赖成为乡野的最大祸害，却无人约束；
在城镇，穷民苦力堕落成游堕之民，反而利于海外开拓，铤而走险，妈祖一拜，离开大明腹地本土；
官厂通过不断拔高门槛，对穷民苦力关上大门；
律法上，更加侧重维护税源，也就是商业资本，而非田土人口；
皇权不下县，县下惟宗族，宗族皆自治，自治靠伦理，伦理造乡绅。
乡贤缙绅野蛮且强劲的生命力，就像野草一样。
“陛下，臣之罪也，臣之前推行一条鞭法，还是想的简单了。”张居正主动站了出来，揽下了罪名，一条鞭法似乎可以看作是原罪。
唯白银论，非常适合背负一切的罪名。
朱翊钧摆了摆手说道：“朕就是有些感慨而已，先生一条鞭法又没有广泛推行，仅在松江府试行了，把这些罪责，推脱到一条鞭法上，有点像齐天大圣画生死簿，所有人过错一笔勾销。”
真不怪张居正，也不怪一条鞭法，这谁也不怪，只能说国家这个集体就是如此。
一个政权、一个朝廷、大家允许你苛捐杂税、允许你不体谅民间疾苦、甚至允许你残暴不仁，唯独不允许你输。
只要你还在赢，这些苦难都可以勉强接受，因为你外战夺取的东西，终究要进行分配，哪怕是喝口汤，比如辽东的田土、绥远的羔羊、吕宋的棕榈园、旧港的金鸡纳树园、金池的黄金。
“少宗伯给朕写了两本奏疏，让朕选，看起来有得选，其实压根没得选，朕要是不赢了泰西，做那世界的霸主，夺了那日不落的王冠，万历维新，就只能说是失败。”朱翊钧说起了高启愚的两本奏疏。
一本是争，一本是不争。
看起来不争可以躺赢，反正大明拥有成本优势和商品优势，泰西人也不可能离开大明商品，让泰西人掠夺四海夷人，然后大明人用商品掠夺泰西人就是了。
但万历维新画出来的大饼，就没办法实现了，利润都被泰西人这个中间贩子给赚取了。
朱翊钧承诺过的，万历维新的荣光，包括大明的每一个人，包括穷民苦力。
所以，非常明显，路其实只有一条，拿下日不落的王冠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霸主，占领适宜居住的地区，向下分配这些获利，兑现所有承诺。
朱翊钧的处境，和汉武帝一样，汉武帝必须要赢匈奴，只要赢匈奴一切都好说，而朱翊钧要赢泰西，只要还在源源不断的开拓新的殖民地、总督府，就可以给万民一个交代。
其实现在泰西人斗不过大明的原因也不复杂，因为大明从始至终都把泰西看成一个整体在应对，下了死力气里挑外撅，生怕泰西人斗的不够凶，拼命的煽风点火，火上浇油。
而泰西则是一盘散沙，各有各的利益冲突，无法形成合力，大明才能在海上开拓落后的情况下，取得这些成果。
朱翊钧坐直了身子，面色凝重的说道：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古训昭然，商利虽丰，绝不可忘稼穑之根本，市廛虽盛，万不能弃亿兆为刍狗。”
